【哲学】潘斌｜瘟疫的历史及其风险阐释

瘟疫的历史

及其风险阐释

内容提要：瘟疫的历史是人类社会演进的历史。“瘟疫”的概念谱系深刻地反映了人类对瘟疫复杂而漫长的认知过程。微寄生与巨寄生模型刻画了人、瘟疫、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紧张博弈，人类社会始终以进化的方式不断克服瘟疫，但瘟疫也在自我进化与更新变异。建立成熟而理性的社会免疫体系是防疫抗灾的现实保障，全球瘟疫大流行时更应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精神。

作者简介：潘斌，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贵阳孔学堂签约入驻学者、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刊于《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病毒以瘟疫的形式不仅入侵了个人身体，对生命机体造成严重损害甚至死亡，而且还深刻地冲击了公众生活与社会心态，重塑着社会组织与国家治理的二元张力。辩证地认识瘟疫的发生历史、社会环境、进化路径与风险效应，对于理性地认识瘟疫与科学地防疫抗灾具有重要意义。

01

“瘟疫”概念的思想谱系

“瘟疫”（plague）在思想史中长期以“瘟神”的形式流传，古巴比伦的《吉尔伽美什史诗》将“瘟疫”称之为“神的天谴”，《圣经》中多次记载了耶和华以“瘟疫”的形式降灾来惩罚不敬之民、作恶之人。例如《出埃及记》中记载的“人畜伤口化为脓包”的症状，上帝给埃及人降下“头生子毙亡”的致命之灾，特别是耶和华对亚述人实施了严厉惩罚，“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营中杀了十八万五千人。清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了”，从这段经文描述来看，这应是瘟疫降灾的结果。古希腊神话中太阳神阿波罗的孪生姐姐阿尔忒弥斯身兼多职，既是掌管疫病与死亡的女神，可以随时带给人们瘟疫与疾病，又是治疗与康复的女神，她具有驱赶疾病、愈合伤口、消灭瘟疫的法力。在日本传说中，疫病神被称作“瘟疫之神”，据说疫病神会单独或是五个结伴出现在城镇或乡村，它们在街上游荡，传播瘟疫。为了防止疫病神出没，村民们会制作巨大的人偶或木屐，并将其置于村口以吓唬试图进村的疫病神。中国古代民间信仰中有专门的司瘟疫之神，分别是春瘟张元伯、夏瘟刘元达、秋瘟赵公明、冬瘟钟仕贵、总管中瘟史文业，这五位瘟使者是能传播瘟疫的恶神。古代的瘟疫认知是对超自然的神秘力量进行宿命论解释，应对瘟疫往往求助于龟卦占卜、辟邪驱魔、活物献祭或宗教祈祷等仪式，但瘟疫不定期的大流行往往造成亡宗灭族的风险。毛主席从1958年6月30日的《人民日报》得知江西省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后写下了《七律二首·送瘟神》，其中第一首诗“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十分形象地描写了解放前广大农村因疫病而萧条凄凉的景象，反映了旧社会血吸虫病的猖狂肆虐和疫区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在新社会劳动人民战胜血吸虫疫病后，他又写了第二首诗，其中“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的诗句表明了中国人民消灭血吸虫、送走瘟神的决心与信心。

古代中国在漫长进化过程中屡遭各种形式的疫病侵袭而致社会动荡、民众痛苦、人口减损，但也正是在认知与防治瘟疫的过程中，中国获得了强大的社会免疫力。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汉末年，疫病、饥荒与战乱交织连绵，人口锐减以至十之存一。“建安七子”因疫去四，曹魏地区饿殍遍野，故曹植作赋《说疫气》：“建安二十二年，疠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或以为疫者鬼神所作。夫罹此者，悉被褐茹藿之子，荆室蓬户之人耳。若夫殿处鼎食之家，重貂累蓐之门，若是者鲜焉。此乃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而愚民悬符厌之，亦可笑。”

从此等惨状可见瘟疫之害，除去战乱、饥荒、天灾等因素之外，误诊误治亦是重要原因。按照古中医理论的说法，人只要能够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饮食有制，起居有常，身体自然能够调节平衡，安康无恙而得享天年。古人常“瘟”“温”同用，早期的《黄帝内经》即认为非时之气是导致疫病流行的重要因素，后世医者也普遍认为瘟病源于伤寒，医圣张仲景曰：“余宗族素多，向逾二百，自建安以来，犹未十年，其亡者三分之二，伤寒十居其七。”自仲景以来瘟疫病即被认为是时气寒热所致，瘟病在相当长时间内成为各种流行性的传染病的统称。东晋太医王叔和潜心钻研伤寒疫病，在《伤寒论·伤寒例》对此进一步补充与具化：“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次则时行之气也。”从“瘟”“温”二字的语词溯源来看，“瘟”即为“温”，属寒热之症：“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后人省‘氵’而加‘广’为瘟，即温也，如病证之證，嗣后省‘言’加‘疒’为症……要之，古无瘟痢症三字，盖后人之自为变易耳，不可因其易文，以温瘟为两病。”以温病症状治理瘟疫自然疗效不佳，特别是恰逢饥荒导致食物匮乏、战乱导致民众流离失所、人心恐慌又使社会动荡，多重因素交错，古代中国社会承受了瘟疫的严重冲击同时又在不断进化。

真正将“瘟病”与“温病”区别开来并从传染病学考察的当属明末医家吴又可，他基于明末江南悲惨的瘟疫现状、医书研读及案例剖析后认为，“瘟疫”不同于温病，它具有扩散性、传染性与破坏性。“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仲景虽有《伤寒论》，然其法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三阳竟自传胃。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嗣后论之者纷纷，不止数十家，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疫证则甚略之。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吴又可对瘟病与温病的区分意义极大，以传染病的方式来防治瘟病是对传统医学范式的突破，将外生性的病毒防治与内生性的免疫调理结合起来，将事后救灾性治疗关口前移为事前防御性警戒，这对于明末以来中国社会的防瘟抗疫起了重要作用。

与瘟疫相关而经常被混淆使用的一个词是病毒（virus）。二者有一定差别：（1）从生物学意义上来说，病毒是指一种个体微小而结构简单的非细胞生命形态，瘟疫是指传染性强的病毒传播开来而导致死亡率高的传染病。病毒是产生瘟疫的必要而非充分条件，病毒演变为瘟疫是各种内外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瘟疫是对病毒传播扩散开来所导致危险后果的总体性描述。（2）从社会效应来说，虽然大部分病毒会对人类构成各种程度不一的风险，但也有部分病毒加快了生物进化的速度。任何病毒都不能单独生存，它的复制、传播都必须在宿主细胞中完成，也即是说，从病毒转向瘟疫实质是与人类交往程度与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瘟疫的产生本质上是现代社会的“文明病症”。人类社会只能控制某些种类的瘟疫而不能一劳永逸地摆脱瘟疫。可以说，瘟疫是社会进化所制造的附生产物。

无论是病毒还是瘟疫，就其概念的语义表达与语用情境来说都是贬义性、排斥化，即是说常识视野中公众对于病毒与瘟疫都是内心拒斥与外在否定，视其为现代社会的污点或病菌，由此关于病毒或瘟疫的命名也不断陷入争端之中。虽然目前以“属加种差”的分类原则尽可能避免因牵连地名人名而可能导致的语义混乱与种族歧视，但不合理的命名进一步加深了专业人士与大众新手对病毒的认知差异，由瘟疫制造的社会伤害被技术化处理为冰冷的数字记录，丰盈旺盛的有机生命蜕变为枯燥单调的无机符号，于是人们很快就遗忘了瘟疫的深刻伤害，从而在下一次瘟疫来临时遭受到更大伤害。虽然病毒命名本身并不能有效地消灭病毒或快速地降低疫情，但围绕着病毒和瘟疫的历史记忆、文化阐释与现实反思则是对瘟疫的深刻抵抗与治理。梳理“瘟疫”的概念源流与话语谱系，既是对人类所曾遭受的惨痛伤害进行思想追溯，也是对人类文明所必然伴生的负面效应进行时代反思，更是为在未来时代应对更多的“瘟疫”而未雨绸缪。

02

“寄生”之法：瘟疫的行动逻辑

瘟病的发生对于人类而言，几乎是相伴始终的风险境遇。究其根源，人类生存始终要以食物为生，只要我们还是以动植物为食物来源，就始终不可避免地要与各种病原体交往而存在被感染的风险。病原体是指可造成人或动植物感染疾病的微生物（细菌、病毒等）、寄生虫或其他媒介，其中能导致人发生感染的微生物是病原体的主要来源，它广泛存在于口、鼻、咽、消化道、粘膜及其他部分。人在接触或食用动植物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病原体感染的危险，据估计，人一生中可能被150余种病原体感染，但并非所有的病原体都能导致人类生病，而其中能导致人类死亡的病原体就更少，因此面对这一风险我们大可不必整日忧心忡忡，但亦不可任其放纵。时至今日，虽然我们已经相对有效控制了诸如天花、鼠疫、霍乱、血吸虫、黑热病等古老的疫病，但新的疫病也层出不穷，比如埃博拉病毒、中东呼吸综合征、艾滋病、非典、新冠肺炎病毒等。瘟疫的风险并不以人类的好恶为转移，人类的成长史也是认知与应对各种瘟疫的历史。

关于人类与瘟疫的二元紧张，著名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在《瘟疫与人》中提出了一个极具想象力与解释性的“双寄生模型”。麦克尼尔将丰富的疫病学史料与全球史观结合起来，认为人类文明是置身于“微寄生”与“巨寄生”的有机体系之中，“人类大多数的生命其实处在一个由病菌的微寄生和大型天敌的巨寄生构成的脆弱的平衡体系之中，而所谓人类的巨寄生则主要是指同类中的其他人”。这一阐释模式的核心是“寄生”范式，按照生物学解释，“寄生”（parasitism）是两种生物机体在共同生活中一方处于受益者角色，另一方处于受害者角色，受害者是受益者的宿主，向其提供物质营养与生存场所。任何病原体都不能单独生存，只有寄居于特定的生命机体才能获得营养并可能进入其他生命机体之中。更有学者提出，人类也是一个寄生体，寄生于地球之中并从中获得从水源、食物、养分和其他生活资料，生态危机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作为寄主的人类与作为宿主的地球之间的冲突爆发。寄生之路理应遵循适度获取与共生法则，但人类的无限索取会导致作为宿主的地球资源枯竭与机体紊乱，最终将作为寄主的人类陷入生存危机。

“寄生”是病毒的生存法则与行动逻辑，人和动物的细胞都可能成为病毒的宿主而沦为受害者。微生物通常以“微寄生”模式进入人体组织中寻找食物来源，其后果无非有三：一是足够强大而杀死宿主；二是与宿主体内细胞战斗而引发免疫反应最后导致自己被杀死；三是与人类宿主调适后形成稳定平衡关系，既消耗其能量但又不太损害其机能，有时还会传染到其他人。寄生物与人类的斗争起伏连绵且精细微妙，其内在关系往往影响甚或决定着该地区的生存质量或文明方式。麦克尼尔认为“人类宿主和病原体之间在经历了许多世代，以及数量可观的族群的长期相互调适后，会产生一种能让双方共容共存的相互适应模式。一个病原体如果很快杀死宿主，也会使自己陷入生存危机，因为这样一来，它就必须非常迅速和频繁地找到新的宿主，才能确保自身的存活与延续。反过来，如果一个人的抗感染能力足以让寄生物无处躲藏，显然也会对病原体造成另一种生存危机”。细究起来，在寄生物与宿主之间、处于相互竞争的寄生物之间、宿主与食物之间存在着长期的竞争与平衡关系，人不仅与作为病原体的寄生物相互斗争，而且这些不同寄生物之间也会相互斗争，同时人在向外界获取食物的过程中也会感染病原并成为宿主，因此，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构成了人类生存的常态。“对寄生物与宿主来说，较为理想的状态通常（但非必然）是，两者都能在对方存在的情况下无限期地生存下去，并且互相不会对对方的正常活动造成重要的损害。”达到这一理想状态往往要经历反复斗争与长期博弈，结果是作为宿主的人类经历世代积累而产生抗体，而病毒在长期战斗中毒性也不断减弱而沦为大众性传染病，两者之间经过这一不断调适的进化而达成平衡。事实上人类对病毒的消灭并非意味着病毒被彻底地灭绝，而是机体的自我免疫、病毒的逐渐弱化以及有效的治疗手段综合作用的结果。

与微寄生不同的是，巨寄生是大型机体或组织向特定人群索取食物与营养。远古时代猛兽对人类的捕食是早期的巨寄生形态，氏族与部落之间为了争夺稀缺的生存资料而彼此之间展开你死我活的部落战争，也是巨寄生形态。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稳定的剩余产品，供养和保证了国家及其附属组织的存在，奴隶、农民与地主、贵族及君王之间所形成高度稳定的寄生模式有利于社会机体的平稳有序。现代社会在纳税人与政府之间所缔结权利与义务的契约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进化的寄生模式，成功的政治治理不仅能对内调适出一个合理有效的寄生机制，而且能对外抵抗其他异族集团或敌对势力的寄生企图。麦克尼尔用双寄生模型独辟蹊径地解释了人类与瘟疫之间相互厮杀而又无法割裂的原因，从仿生学与进化论视角阐释了瘟疫的社会史，但这一思路也有商榷之处：（1）基于生物仿生学的比较视角有意识地忽略了人在认识与对抗瘟疫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与创造性，将疫情传播与疫病流变单纯归结为地理分布、人口迁移与卫生习惯。（2）基于进化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强调了不同族群对抗瘟疫的差异，特别是将西班牙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的种族杀戮与地理驱逐装扮成他们是由于身体素质差异而无力应对病毒感染，以“弱肉强食、物竞天择”的丛林法则来解释民族差异与武装殖民显然有失公允。(3)基于生物学与世界史的跨学科交叉视野，麦克尼尔构造了细菌、病毒、传染病与人类社会共存的历史书写范式，这一“人与瘟疫”依存进化的研究理念虽充满想象力，但仍旧未能深入到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核心层面，难免一叶障目。

03

“进化”之路：人与瘟疫的辩证博弈

为何在1520年天花病毒没有杀死只有600余人的西班牙征服者却直接击垮了数百万人之众的阿兹特克帝国，并在后来又征服了更强大的印加帝国？为何在1812年拿破仑60万大军因流行于军营的斑疹、伤寒，在进攻俄国时功亏一篑？为何世界上某些地区或族群能经受瘟疫攻击而另外一些地区或族群却不堪一击甚至亡族灭种？普遍主义观点认为，病毒本身没有种族喜恶与价值偏好，对于所有种群都是一视同仁，但被感染者的差异性取决于不同族群应对病毒的防控力度与效度。特殊主义观点认为，面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族群，同一病毒的感染程度各不相同，比如炎热潮湿地区疫灾多于寒冷干燥地区，某类型人群较其他人群更易感染或死亡率更高等。有学者就指出：“历史时期，中国疫灾空间分布的总体特征有二：一是以爱辉腾冲线为界，东南半壁重于西北半壁；二是以秦岭淮河线为界，南方地区重于北方地区。”

这两种立场在面对特定疫情时各具有限的解释力，一方面我们承认病毒攻击的是人类而非特定的人，另一方面又无法说明为何瘟疫存在普遍性感染与差异性感染。普遍性感染是指病毒会无差异地攻击所有人而最终构成全球性大流行，差异性感染是指基于偶然性因素的干预而导致病毒受害者各有差异。这种偶然性因素又可细分为两种：一是因受自然的偶然性因素影响而导致感染差异，如基于地理环境、种族肤色、体质状况和基因特质等先天性因素而导致不同族群或主体感染程度不一。如体质强健者在面对诸如流感、天花等瘟疫时死亡率较低，而有糖尿病、心血管等基础疾病患病者死亡率高得多。二是因受社会的偶然性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感染差异，如预防措施、卫生环境、医疗条件与人际援助等后天资源会导致巨大的感染差异性，例如2014年在非洲爆发的埃博拉病毒造成3000多人死亡，但发达国家的人却极少感染，死亡病例甚至接近为零。据统计欧洲每年死于传染病的人口占总死亡人数的5%，而在非洲这个比例高达60%，这其中是否具备清洁的卫生环境与成熟的医疗体系至关重要。人类在不能改变先天偶然性因素对瘟疫传播的影响的前提下，优先方案是尽其所能弥补后天缺陷，变被动防“疫”为主动抵御，变消极免疫为积极战“疫”，这是对抗瘟疫的唯一出路。

进化一直被认为是人类能走出丛林世界而成为这个星球最具统治力生物的秘密所在。人类文明发展至今，不断地与各种疾病、瘟疫、灾荒、战争以及形形色色的危险进行抗争，其中虽获得了多次胜利，但也不乏严重的溃败，包括一些非常发达的文明与强大的种族都曾因不敌瘟疫而解体或灭亡，与此同时赢得抗争的文明与种族则愈发强大。因为在与病毒和瘟疫的较量之中，群体在感染而治愈之后获得了免疫力。当遭遇同类型病毒或下一次类似瘟疫发生时，若有效的抗体疫苗未能及时研制成功，那么这类曾经受感染的群体较之完全未经此类病毒考验的群体而言，抗感染率或存活率就显著提升。麦克尼尔在考察重大疫灾对不同文明的挑战之后认为：“一个适度感染、经地方病的病毒和细菌感染而在易感人群中形成抗体的社会，从流行病学的观点看，要比更简单、更健康的人类社群更为强大。”进而言之，主动接受感染并获得免疫力的社会机体将更为强大，这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正面辩护，“在生物学意义上，携有这些疾病并产生抗体的文明社会，对于不曾遭遇过这些可怕疾病的邻居而言是危险的，这使得文明社会的地域扩展更加容易”。戴蒙德（Jared Diamond）在《枪炮、病菌和钢铁》中谈论到，正是病菌而非枪炮帮助欧洲殖民者征服了美洲。因为美洲原著民从未有饲养家禽畜牧的经历，也从未经受过该类病毒的感染因而没有产生抗体，殖民者携带来的这类瘟疫导致美洲原著民死亡率高达95%。如果说病毒就是现时代的主要风险，瘟疫将成为人类社会的经常性威胁，那么设想“纯净无毒”或“彻底灭疫”都是有违理性的过度想象。被感染而获得抗体的社会在与未获免疫力或免疫力低的社会进行交往时，形成了生物优势与竞争高点，瘟疫客观上亦成为导致殖民历史与全球不正义的帮凶。

瘟疫大流行产生了双重效应。一方面它以倒逼的方式刺激了社会进化与政治治理。瘟疫客观上促使了传染病学科的诞生，倒逼了现代城市卫生体系的完善。例如先后肆虐于伦敦（1644年）、马赛（1720年）、香港（1894年）的肺鼠疫催生了现代城市公共卫生体系的建设，更多的社会机体在经受瘟疫挑战之后走向成熟与理性，从政治治理、经济运行到社会心态与伦理习俗都趋向科学化与专业化，危机管理、应急体系与风险治理成为社会运行的常态体制与必备环节。另一方面成熟的防控体系与快速的应急机制也迫使瘟疫自身在不断进化。人与瘟疫的博弈形成此消彼长的零和竞争，随着抗体与疫苗的不断面世，病毒在生存时空日益压缩的情形下不断发生变化，通常是毒性减弱或传播受阻，为此流行性瘟疫不断演化而成为诸多常见流行病的一种。虽然类似天花、霍乱、肺鼠疫等瘟疫被较好地控制了，但人类并非可以高枕无忧。流行病学家持续不断地发出警告，潜伏的病毒面临新环境可能变异，在21世纪传染病极有可能卷土重来。本世纪前20年人类已经先后遭遇了三次大规模的冠状病毒袭击，新冠肺炎不过是当前正在大流行的传染病之一而已，未来是否会再次发生类似或更为凶猛的疫情，都是人类社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风险。

04

“免疫”之道：瘟疫的风险治理

瘟疫促逼着社会的自我变革与不断进化，基于生存危机与社会解体的困境促使社会对病毒做出应激性反应并形成自我保护机制，这一机体为了抵抗侵害、保护自我而不断强化自我组织的抗险能力，被称之为社会免疫系统（social immune system）。病毒入侵生物机体激活了生物免疫反应，例如人体抗病毒免疫一旦被激活就会源源不断地产生抗病毒物质来杀灭病毒，这样即使病毒可能还在复制但已不足以损害机体功能。同样，瘟疫造成的社会性灾害激发了社会免疫机制，社会系统依受损程度与资源储备的不同而做出不同层级的反应，目的是保护社会系统免受侵害，或者在受到攻击时还能保持正常的功能运转。

进化的二重性亟待社会免疫系统，因为不仅社会通过进化来阻隔病毒、抵抗瘟疫，而且病毒自身也会潜伏异化、更新变形。此外周围世界也能产生新病毒，或是深海极地开发而意外唤醒的病毒，或是动植物跨种杂交而产生的病毒，甚至人工合成的生物病毒等，这些都会导致病毒以“防不胜防”的形式入侵人类机体，瘟疫也会以“猝不及防”的方式造成社会破坏。历史上曾令人闻风丧胆的大瘟疫无不是反复流行，医学史也从未有证据支撑人类曾一次性地杀死过任何传染性疾病，相反瘟疫却是不断地以幽灵般形式进行着魔鬼般地收割。例如发生于公元542的地中海鼠疫持续近了近六十年，最终以“查士丁尼大瘟疫”催化了东罗马帝国的解体；源于14世纪的欧洲黑死病在欧洲来回扫荡三百余年，夺走欧洲近三分之一的人口；1918年西班牙大流感最终席卷半个地球，前后持续18个月并夺走约5000万人的生命，时至今日大流感还在不时发作。没有任何理由说明人类能完全控制瘟疫，更遑论消灭瘟疫，相反古老的瘟疫再三地在现代社会发酵变形并酿成各种人间惨剧。据说人类花了大约三千年时间唯一真正消灭的传染病只有天花，而这个病毒最早记载于公元前1145年古埃及法老拉美西斯五世的木乃伊上。瘟疫的不确定性决定了社会亟待强化免疫力建设，这是确保种族延续与文明传承的前提。

但是否为了获得群体免疫就可以放弃防控而任其感染呢？近期面对新冠肺炎疫情英国政府开出了群体免疫(herd immunity)的药方。所谓的群体免疫，简单来说就是越来越多的人被病毒感染，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患病后痊愈，越多的愈后病人获得了免疫力，就意味着病毒越不容易传播。预计新冠病毒将在今后反复袭击人类，当约60%的人被感染并康复之后，他们将获得免疫抗体而能抵抗再次感染，由此疾病爆发的机率就大为降低。这一做法的直接后果非常明显，即以优胜劣汰的方式进行人口淘汰，显然违背了生命伦理的基本准则。特别是在医疗资源较充裕的发达国家，实施这种表面公平而本质冷酷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策略是对生命的漠视，有违人道主义与责任伦理。但面临重大突发疫情而医疗资源严重匮乏之际，临床伦理学面临着严重的二难困境，究竟是按“先到先得”原则还是按“更长的预期寿命”原则来救治病人，这是义务论与功利论冲突的具体展现。避免这一伦理困境的最佳做法无疑是强化社会免疫力，使其具有成熟而完善的预警体系、应急能力与救灾机制。

社会免疫的生成取决于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过度强化任何单一因素只会破坏社会免疫的综合效用。具体而言：第一，发达而完善的生产体系是社会免疫的物质基础。社会免疫力的强弱根本上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这不仅需要强大的工业与发达的技术，还需要完整的生产体系。防疫救灾所需海量的防护物资、医疗设备与后勤保障都是强化免疫力的根本需要。第二，统一而高效的社会动员机制。瘟疫大流行可能催生全方位的社会动荡，从政治治理失灵、经济发展滑坡到社会心态恐慌，只有统筹全社会资源进行整体性防控才可能避免因灾生乱、因疫生变的危险后果。第三，成熟的社会心态与理性的风险意识构成的社会免疫的精神机制。重大突发疫情滋生了断崖式的社会心态嬗变，信息不对称、失真或污名化都可能激发乌合之众式的不良心态，各种不满情绪的宣泄、民粹主义的兴起与极端化的风险恐惧都不利于形成强大的社会免疫力。第四，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球合作抗疫的有效路径。为了阻止疫情传播必须采取隔离措施，但对病毒的隔离往往衍生为身份隔离、种族歧视、经济封锁与国家孤立，全球化经济面临退缩到中世纪城堡时代的风险。在加速主义叠加全球化的现时代，瘟疫大流行是人类共同的时代境遇，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置身事外而独善其身。人类社会早已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利益高度融合，责任共同交织，彼此相互依存。“世界各国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分歧矛盾，也免不了产生这样那样的磕磕碰碰，但世界各国人民都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拥有同一个家园，应该是一家人。”当前新冠肺炎疫情下中国宝贵的防疫经验、先进措施与丰富资源为世界范围内的防疫救灾做出了重要贡献，同舟共济、共克时艰理应是人类共存共赢的发展理念。

“善治病者，必医其受病之处；善救弊者，必塞其起弊之原。”社会免疫的现实前提是必须建立快速高效的公共卫生预警体系，“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唯有建立监测灵敏、反应快速、预报科学的预警系统才能尽早发现与预报疫情。强化社会免疫并不等于它能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社会免疫是绝对性与相对性的辩证统一。一方面，缺乏免疫体系的社会相当于裸露在病毒空间而面临随时被感染风险，获得免疫力的社会对环境具有更好的调适性与对危机更强的承受力，社会免疫力应该是社会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但另一方面社会免疫本身是一个动态的生成性过程，基于地理空间、社会体制、公众心态与风俗习惯而不断变化。

总之，认识与防控瘟疫必须返回到人类社会的历史时间中，透视瘟疫的寄生方法与进化路径，深入瘟疫与人类的紧张博弈中，在强化社会免疫力建设的道路上才可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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